1898 年春天，梁启超再次来到京城参加会考。此时，危亡的形势越来越严峻。正如开平人谢缵泰的《时局图》所描绘的那样，德国人强占胶州湾，引起俄国人强占旅顺口和大连湾，英国人占领威海卫、长三角，法国人占领广州湾，甚至意大利人也跃跃欲试——瓜分危机迫在眉睫。梁启超顾不得复习迎考和身体未愈，在康有为的指导下，他和麦孟华等人连续发动了三次公车上书，反对俄国强租旅顺、大连；抗议德国兵毁坏山东即墨县文庙内的孔孟塑像；请改科举制度，为变法大造声势。
由于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光绪帝也深受震动。眼看着国家就要灭亡了，他决心变法。帝师翁同龢等人向他推荐了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张元济、黄遵宪、谭嗣同等人。6 月 11 日，光绪帝颁布《明定国是诏》，确定了维新变法的纲领。两天后，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了康有为、张元济、黄遵宪、谭嗣同和梁启超。
6月16日清晨，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，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。7 月 3 日，光绪帝又召见了梁启超，并批准了由梁起草、总理衙门上奏的《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开办详细章程折》。这份章程体现了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思想，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教育的开端，也是北京大学的前身。
两天后，天津《国闻报》刊出上谕：“举人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，办理译书局事务。钦此。”可是，按照惯例，举人得到召见，应该赐入翰林院，至少是内阁中书。但梁启超以声名显著得到召见，仅仅赏赐六品顶戴，而且只是主理译书局，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呢？有人传说是梁启超只会讲广东话，光绪帝只会说北京官话，二人在言语沟通上有困难，因而此次会面并不是很顺畅。其实，这只是表面现象，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后党保守势力太过强大。
光绪帝召见康、梁前后，轰轰烈烈的戊戌新政以迅猛之势拉开了序幕。从6月11日到9月20日的一百零三天中，教育、行政、工业、文化等各领域的变法令陆续颁发，主要包括废除八股，各级考试中原先考四书文的内容全部改试策论；废除朝考；裁汰冗官；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等等。
可是，变法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守旧派的警惕。明定国是诏刚颁布，慈禧太后就强迫光绪帝连发三道上谕：将翁同龢开缺回籍，使光绪皇帝顿失股肱；擢升荣禄为直隶总督，统率北洋三军，把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；规定二品以上大员的黜陟都要向太后请命，将高级官吏的任免权从皇帝手里夺过来。西太后的这一着，实际上为后来发动政变作了充分准备。
为了防止守旧派反对新政，康、梁师徒向光绪帝建议，保留一切高官的职位、荣禄，同时重用小臣来推行变法。光绪帝也听从了他们的建议，提拔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，并擢用谭嗣同、杨锐、林旭和刘光第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，帮助天子处理日常事务。这样一来，当然就引起朝野守旧分子的不满，帝党和后党之间从此完全势同水火。湖南守旧派曾廉甚至上书请杀康、梁，并摘录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和时务学堂期间有关民权、自由的言论，指为大逆不道。
9 月 21 日，慈禧太后发动了“戊戌政变”。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令：把光绪帝幽禁到中南海的瀛台；以他的名义发布上谕，说皇上病危，宣告由她出来垂帘听政；下令京师戒严，缉捕康梁一党；尽废新政，恢复旧法。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的戊戌维新，从此烟消云散。
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重要变法运动之一。变法缺乏大众基础，维新派所依托的光绪帝并无实际权力，而守旧派的势力根深蒂固，十分强大；变法急于求成，诏书一日数下，朝野莫所适从，往往无法执行；康有为这个主要的谋臣又政治见识不足，狂傲不自知，得罪了荣禄这样的实权派人物——这些都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。可是在近代史上，戊戌变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梁启超在《康有为传》中说：“戊戌维新，虽时日极短，现效极少，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开宗明义第一章也。”事实上，科举制度于 1905 年被废除，维新派可谓“千年科举制度的终结者”。另外，京师大学堂以及维新派的一些主张得到了保留。虽然变法中被裁撤的六部恢复了，但裁撤冗员的命令依然下达；朝廷支持京师及各地兴办大小学堂，通商、惠农、武备、财政等方面的政策也次第实行。
（文/李丹）